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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绿草芳菲”湘乡青年读书会及《绿地》刊物散记 文/赵叶惠
作者赵叶惠近照。 老作家王柏松先生在湘乡市作家协会会员群里呼我：“老朽退隐江湖已久，你们青年读书会‘六君子’中有几位几十年都没有见过面，你是不是找个时间，召集大家聚一下，我也好沾点光。” 柏松先生是我的老友。上个世纪70、80年代，他的小说发表在《湘江文艺》等有影响的刊物上，很受湘乡文学青年的敬重。那时，他与青年读书会的六位发起人都有密切的交集。他的话，拨动了我记忆深处的弦，往事如云霞再现。 1982年8月，我从湘潭农校植物保护专业毕业。分配到湘乡的九位同班同学很快接到了到单位报到的通知，而我却一直没有音信，心里不免有些着急。九月初，我接到县人事局通知，要我去人事局找曹云根同志。那天到人事局时已近12点了，高个子的曹云根同志接待了我，他十分和蔼地和我打过招呼，拿出餐票，带我去县委机关食堂吃饭。饭后，回到他的办公室，他说：“小赵，你在这里写一篇文章，写家乡的变化，体裁不限，写好后交给我就行了。”过了几天，我接到了去共青团湘乡县委会工作的通知。这使我感到十分意外，既高兴又不安。我的学历本来就低，所学专业与团工作又不相关，今后能不能适应工作？我想只有抓紧时间努力学习，扩大知识面，提高学识水平，才会有利于开展工作。我暗下决心：要用两三年的时间，通过自学，达到大学中文专科的水平。我拟了一个计划，到新华书店买了几本政治、历史、文学方面的书籍“啃”了起来。读了一段时间后，感觉东鳞西爪、零零碎碎，收效不大；碰到疑难，无处求解，心里十分苦恼。 7月4日晚，在农校同学朱继平家里，我谈到自学的困惑，他也有同感。他提出，是否可以组织几个年龄相当、志趣相投的人进行系统的学习，互教互学。他的想法正合我意。组织起来学习，取长补短，集思广益，互相激励，对每个人一定大有帮助。两人商定，由他联系左学军、谭健生等人，我则拟订学习计划、制度。关于学习的内容，我认为应以大学中文专业为主，参考党政干部工作需要来考虑，还应该学习英语。此后，朱继平、左学军、谭健生和我多次商量组织学习的相关事项。关于组织的名称，开始酝酿时有提出叫“同学会”的，有提出叫“同志会”的。过了一段时间，经反复推敲，正式定名为“青年读书会”。读书会的发起人除了朱、左、谭和我以外，还有陈玲、陈彩艳。因为要开设英语课程，朱继平推荐英语教师陈玲参与组织，陈玲觉得只有自己一个女性有些不便，推荐同事陈彩艳老师参与，而陈彩艳是大学中文专业毕业的，正是我们所需要的。大家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团结在一起，都十分高兴。左学军、谭健生拟订了组织条例和学习手则，因我拟订的学习制度与学习守则类似，我便把学习制度草案交由他们参考，我则继续完善学习计划。学习计划主要包括课程安排、学习方式、学习时间等内容。共安排了哲学，政治经济学，现代汉语、形式逻辑、写作、文学史、英语等十门课程。学习主要采取互教互学的方式，利用工作日的晚上和星期天的时间集中学习，每周学习四次。组织条例、学习计划、学习守则经过六人多次讨论通过以后，我将其打印50份，不仅发给发起人，也发给身边熟识的青年人，让他们了解有关情况。
40年前风华正茂的读书会青年。 经过认真的准备，8月1日晚，在城关中学教务处办公室，召开了青年读书会发起人及刘子忠、陈玉华、黄建忠等热心学习的青年参加的成立会议，宣布成立青年读书会，宣读了组织条例、学习计划和学习守则。推举我为会长（后来因人员不断增加，工作量增大，相继推举左学军、谭健生为副会长）。在热情洋溢的气氛中，陈彩艳讲了第一堂课一一形式逻辑。她的课讲得生动有趣，得到大家一致赞扬。 读书会由六个发起人承担经常性的讲课任务。一门课一般由两人分工轮流讲，如形式逻辑课由陈彩艳和我讲，英语由陈玲主讲，湖南农学院毕业的刘子忠毛遂自荐，也上过好几堂英语课。我前后讲过哲学、形式逻辑和写作。这些知识并非我所擅长，属于赶鸭子上架。为了过关、不出差错，只好课前“恶补”。每次上课前，都要尽可能查阅资料，吃透内容，提炼观点，认真撰写、修改备课提纲。讲课时则咬牙做到基本脱稿讲解。我第一堂课讲的是逻辑学中的概念，讲完以后汗湿了衣衫。所幸获得学友们的肯定，有人还问我以前是否教过书，是不是当过民办教师？这对我是一个莫大的鼓励。也有露馅的时候。有一天傍晚，谭健生给我打来电话，说他在棋梓赶不回来，晚上的哲学课上不了，要我给他代上。我只好临阵磨枪。由于没时间准备，讲得粗枝大叶，颇感懊恼。 除了我们六个发起人讲课以外，读书会也请学有专长的人来给大家上课，如彭蕴辉先生讲过“爱情与审美意识的关系”，县直中学一位姓王的老师（名字已忘记）讲过英国文学史。 每次讲完课以后，都会进行讨论、交流，谈各自的学习体会，给讲课者提建议，指出存在的问题和不足。这样的交流讨论，坦率而真诚，对彼此都有裨益。有时讨论也会发生尖锐的交锋。有一次，一位姓李的青年竟提出青年人也可以不爱国，我勃然大怒，严词批驳了他，其他人也纷纷谴责，他只好悻悻离开。 读书会居无定所。在城关中学上课一个月以后，因为新学期开学了，学校婉拒我们，我们只好寻找新的上课地点。此后，读书会先后在县委机关第二会议室、第三会议室，政府机关大会议室等场地上课。 青年读书会的活动，吸引了机关企事业单位青年的关注，许多人纷纷来听课。我们的初衷，是小范围的互教互学。面对新的情况，六个发起人商量后，决定开门办学，只要来参加学习的人遵守纪律就行。到8月20左右，听课的人已有30多人。在此期间，我们多次开会总结前段的经验教训，研究如何改进学习，提高学习效率，努力做好有关服务工作。 当时社会上文学之风劲吹，许多人怀抱文学梦孜孜以求。青年读书会的人大都爱好文学。于是，我们商定，不定期编印《绿地》文学刊物，主要刊登读书会成员的习作。司法局葛建平设计了套红封面，陈彩艳撰写了发刊词。开头一段时间由我兼任总编，旷小满加入以后，因为他是中文专业毕业，且有热情，我便推荐他任总编。刊物由陈彩艳、朱继平、旷小满等人和我轮流组稿编发。“十.一”国庆节之前，散发着油墨芳香的《绿地》首刊就送到了会员手中，刊发了作品的人心情格外高兴。据了解，《绿地》刊物是全县第一份民间文学刊物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。此后，湘乡文学社团和文学刊物在学校、厂矿、乡镇不断涌现。《绿地》前两期是刻腊纸油印的，我两期都刻过钢板，还有李春、黄伯早等刻过。有意思的是，二十多年以后，我和王新华先生（成都卷烟厂党委书记）聊天，他不无得意地告诉我，他曾为《绿地》刻过钢板，还在《绿地》上发表过作品。当时他在湘乡三中读高中，对读书会的人很仰慕。此后，他因此当众称我“老师”，弄得我每次都要解释一番来“避嫌”。从第三期起，《绿地》改为打印，面貌大有改观。县委、人大、政府、政协、法院、检察院机关的青年如邓小红、周磊、罗高学、刘涤平、文伟、谢建华、彭湘玲、丁彩云等都帮我们打印过稿件。 读书会在韶山、东台山、孤洲等地开展过创作采风、踏青等活动，举办过文艺晚会、诗歌朗诵会和研讨会。去韶山学习采风的活动，一直是后来我们津津乐道的。10月1号上午7点，十多个人在湘乡第二招待所门口整队出发，骑着自行车奔赴韶山，参观了毛泽东故居、毛泽东纪念馆和火车站。第二天攀登韶峰，在峰顶举行文娱活动。大家热情奔放，各展所能，或朗诵诗篇，或引吭高歌，或演讲故事。活动拍摄的珍贵照片，至今仍保存在相册里，有时翻出来看看，总被淳朴的面孔和扑面而来的青春气息感动。在县委第三会议室举行的“青年之声”朗诵会，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朗诵会是在11月底举行的。在朗诵会之前，有关人员还搞了一次试朗诵，并把朗诵内容录下来试听、改进。朗诵会由我主持，有20名同志朗诵了诗歌和散文名篇，他们都很投入。我朗诵了泰戈尔的《园丁集.52》、裴多菲的《我愿意是激流》、陈亮的《送章德茂大卿使虏》，也算差强人意。 由于人数增加，安排场地不易，发起人各自的工作任务越来越重，经六人反复权衡，决定从12月起，学习改为每周一至两次，以讲座和讨论的形式进行。1984年4月下旬，读书会骨干在李春家开会，商定从5月起，每月的I5、 30日开展学习活动。9月，国家高等教育自学考试面向社会招生，考试合格以后发给专科文凭，为我们这些想要获得大专学历的人打开了一扇门。湘潭大学作为自考学校，开设了党政干部基础科，所设科目约一半与青年读书会开列的课程相同。9月下旬，我和左学军报名参加了湘大党政干部基础科自考，朱继平报考湘大法律函授专业。在这种情况下，继续组织青年读书会的学习已无必要。经过六人商定：青年读书会的学习至10月结束，仍继续办好绿地刊物。 由于时间精力有限，到1985年春，《绿地》也停办了。刊物共出六期，打印的刊物每期约有三四十个印张，刊登的作品数量不少。由于编者把关较严，作品的质量较高，如陈彩艳的散文、朱继平的诗歌、王耕耘的小说都写得相当出色。刊物得到大家的喜爱。湘乡县人民政府、人武部慰问在老山前线的湘乡籍指战员，将《绿地》作为慰问品送到他们手中，朱继平所写的诗歌《哥哥，让我和你一起巡逻》被干部战士传诵，这首诗还刊登在《南方战地报》上。
40年后青年读书会成员重聚。 青年读书会的经历使我开阔了眼界，增长了知识，得到了锻炼。1984年7月，我参加县委宣传部主办的中国近代史知识竞赛，获得第二名。10月，参加共青团湘乡县委组织的“国庆献礼”知识竞赛，列第二名，得分114.35（事后发现少记了0.5分，实际与第一名分数持平）。党政干部基础科考试难度很大，许多人因科目补考不及格不得不退出。我12名课程都取得了较好的成绩，没有补考过。逻辑课不少人多次补考都难获通过，而我因为“教”过逻辑，得了85分，也算难得的高分了。据了解，全县先后参加考试的有2000多人，没有补考过的只有12人。 那一段热情满怀、挥洒青春汗水的时光，在我的人生旅途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。青年读书会也是那个时代具有社会价值的标本。八十年代初期，读书求知的热潮席卷城乡，“为中华崛起而读书”的口号响彻寰宇，文学也成为最热门的话题，许许多多青年成为文学发烧友。同时，改革开放的步伐加快，新生事物不断涌现。这样的社会环境，无疑催生了青年读书会和《绿地》刊物。在办会办刊的过程中，我们得到了领导、同事和各方面的理解、包容和支持。我们使用的教室、会议室都是学校、机关单位免费提供，印刷刊物也是揩单位的“油”，没有花过钱。读书会成员讲课当然是尽义务，请来讲课的老师也没有报酬。读书会成立前，我已调到县委办公室工作，我把成立读书会的想法向县委常委、县委办公室主任作了汇报，希望得到他的支持。他没有反对，只是说办公室工作很忙，只怕你时间不够用，想要有大专文凭，以后可以送你去大学进修。他其实是不主张我这样做，想想也完全可以理解。后来我们在县委机关搞出那么大的动静，他是默许、支持的。城关中学的教室不能继续使用以后，我跟团县委副书记成兰清同志提出，可否请她出面到东方红学校联系学习场地，她前后三次到学校找校长做工作。1983年9月中旬，我在全县共青团工作会议上，介绍了青年读书会的情况。这些有力的支持，成了我们鼓勇前进的动力。假如当时有关领导阻止我们，结果还难预料。由此可见，开放包容的社会环境，对青年人成长进步是多么重要。 柏松先生启发了我。经过联系，2024年12月I5日，青年读书会的发起人（谭健生因特殊情况未到）和王伯松先生等几位当时好友在德云轩餐厅相聚，把臂欢笑，畅聚往事，仿佛回到了40年前的难忘时光。说到《绿地》，大家纷纷惋惜没有保存下来。朱继平说，“谁复印一份给我，悬赏一千元”，左学军说，“就是一万元也不给你”。 有一首名为《小草》的歌，唱出了乐观向上的草根人物的欢喜与感动，风靡一时，至今仍在传唱。那时的我们，犹如在春风吹拂下的小草，一棵一棵紧挨着，努力地生长，长成一片生机勃勃的绿地。对于一个时代来说，一块一块绿地连接起来，蓊蓊郁郁，青青翠翠，向着天际绵延开去，便是春天的底色，孕育着无穷的希望…… |
